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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为城市转型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远程办公并不是远程一个新概念，但新冠疫情的办公变化全球蔓延却在过去几年间大幅扩展了远程办公的使用范围和覆盖人群。在此基础上，为城以微软、市转Google、型带Meta等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和新众多企业逐步开始将长期远程办公纳入其日常工作形式，推动实施混合办公。挑战远程办公已经不再是远程防疫的权宜之计，而将成为数字化劳动的办公变化新常态之一。

不止国外，为城根据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的市转统计，中国城市人群的型带工作模式变迁也因为新冠疫情催化而呈现出类似趋势。2005年，和新全国大约只有180万人在远程办公，挑战到2019年也仅增长到530万人。远程然而，2020年2月以来，全国有近2亿人开启了远程办公模式。携程等互联网企业还相继宣布今后将实施混合办公计划。从530万剧增至2亿，考验的不仅是猛增的网络流量和服务需求，还对企业管理模式、员工个人职业规划、办公配套设施，乃至城市转型发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换言之，远程办公需要应对的不单单是工作地点和体验的转换，还将要实现工作范式的全面变革，数字社会需要尽早为此做好准备。

不久前，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研究报告《新冠疫情下远程办公的崛起和加密货币的发展》（The Rise of Telework Under COVID-19 and the Growth of Cryptocurrency）。来自兰德公司的社会学家凯斯琳·布斯基尔（Kathryn Bouskill）负责制作报告的美国远程办公章节，日本远程工作协会会长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教授则撰写了日本远程办公部分的内容。基于他们在美日两国分别开展的调研，两位专家观察了美日两国在防疫期间开展远程办公的差异，以及对公共政策和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相关分析或能为中国数字社会和智慧城市转型提供参考。

和而不同的美日远程办公实践

凯斯琳·布斯基尔（Kathryn Bouskill）和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在报告中都肯定了远程办公的好处。对企业来说，远程办公可以保障企业在紧急情况下的业务计划连续性，节约运营成本，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和宽松的环境留住优秀员工，降低办公能耗和环境负担，等等。对于员工来说，远程办公则意味着工作上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更好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节省通勤时间，可以更有计划和集中地开展工作，以提高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尽管也有员工抱怨远程办公存在“混淆生活与工作界限”“与同事沟通不便”“时间管理难度更高”等不足，但总体而言，远程办公符合企业运营轻量化的长期趋势，能更加灵活地应对更多商业场景和突发事件，并与现有办公体系形成良好互补。

虽然迁延不绝的新冠疫情重创了国民经济，但客观上也让远程办公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不过，鉴于美日两国不同的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两位专家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及相应的政策关注点和公共服务需求还存在着较明显差异。

通过调查普通美国人在疫情期间的工作经历，凯斯琳·布斯基尔（Kathryn Bouskill）发现，虽然互联网的接入和覆盖已近乎无处不在，远程办公，特别是居家办公，实际上却还是一种“社会特权”。能够幸运地从现场办公过渡到居家办公的美国人仅占所有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这意味着他们获得了比多数人更大的健康保护和更低的新冠传染风险。但是，数字化程度不高的传统行业、非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种、女性、老年人、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阶层、少数族裔，以及居住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们在转向远程工作时却往往面临着更大的障碍。

即使是在幸运获得居家工作机会的人群中，压力的分布也依然很不均衡。在此过程中，兼顾来自照顾孩子、在线教育、处理家务和全职工作等方面的挑战往往不成比例地落在母亲身上，过大的压力甚至导致不少原本在职的母亲主动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仅在2020年一年间，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就比前一年减少了220万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劳动者反映他们在远程工作过程中遭遇了高速互联网接入等基础设施不足的困扰，以及网络安全漏洞、数据保护不力等干扰工作正常开展的威胁。而对于雇主来说，除了要做好员工工作的信息后台支持和安全保障，还要解决建立基于远程协作的人力资源管理架构，监测在线生产效率，塑造远程团队信任和文化认同等新挑战。

尽管困难重重，美国人对于远程办公的热情却从未消减。布斯基尔的调查显示，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劳动者有意在疫情结束后继续远程工作，但同时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优质数字基础设施、可负担的托育服务、保障远程工作者劳动权益的立法等公共政策支持。今后美国政府开展远程办公领域数字治理的重点也应当围绕消解数字社会的系统性不平等痼疾来开展。

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教授通过调研所提炼的日本远程办公经验则呈现出另一番图景。他发现，新冠大流行前日本各界对远程工作的接受度本来就不高，远程工作率远低于同级别发达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具有较为强势的现场办公文化。新冠大流行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接受远程办公模式，但关心的重点却一直集中于如何确保员工遵守工作时间和规范，如何调整员工绩效评价体系，以实现更高的生产力。

不仅如此，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对远程办公的想法也存在较大分歧。多数管理层认为现场工作更有利于监督员工的工作表现，而员工则希望获得更多工作安排灵活性。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由于日本城市人口密度和家庭住房规模限制，许多日本人实现在家工作面临一定困难，但这却刺激了人们对共享办公空间和移动办公的需求，进而推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根据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的调查，超过40%的日本远程办公劳动者希望在疫情结束后继续远程办公这种工作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远程办公也有可能成为工作的“新常态”。因此，他敦促日本政府和企业能改变传统的想法，在更大程度上支持远程工作，将其纳入国家处理劳动和就业问题的总体政策框架来考虑，完善“非现场工时认定制”等数字劳动立法，并改进数字基础设施配套，从而扩大数字社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办公远程化趋势对城市转型的影响

凯斯琳·布斯基尔（Kathryn Bouskill）和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的研究部分展现了远程办公在个人工作方式、企业管理模式和政府政策制定等方面引发的新趋势和新问题，同时也凸显了智慧城市在承载远程办公等工作新模式方面的数字治理需求。

在新冠大流行初期，有人调侃广大程序员从此将能过上“包一个山头，架一根网线，在山上写代码”的理想生活。但实际上，远程办公的演化并非如此简单。目前我们正普遍经历着由在线办公向移动办公模式的转变，但下一代“智能办公”已经在路上。随着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视觉、听觉协作工具以组合方式登场，元宇宙办公等适配远程工作的数字空间新需求还将不断涌现，进而影响未来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运行。智慧城市的劳动体系和组织方式也将相应发生改变。鉴于城市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相关规划制定、制度建设、平台搭建、物联网铺设等都有必要尽早将为远程办公提供技术、系统和政策支撑纳入总体考虑。

在此基础上，未来智慧城市或将发生以下几方面的变化，以开辟数字劳动和城市生活的新范式：第一，智慧服务宗旨和内容的转向。为了吸引更多数字技术人才选择居住在当地开展远程工作，智慧城市势必要突破“惟高科技论”，转而以为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为宗旨，致力于提供功能完备的线上和线下社区，有乐趣和教育意义的社交活动、良好的医疗保健系统、便捷的数字公共平台，以及快捷的信息获取等一系列配套数字服务；第二，升级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扩展其承载能力，以提供安全稳定的高速网络连接、可靠的在线办公和教育培训系统、高效的智能交通体系、可持续的数字化能源储存系统等；第三，开展透明、安全、开放的数据共享，为远程办公提供充分的数字生产要素供给，推动生产力不断提升。

尽管在目前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远程办公模式对于不同行业的适合度有所不同，暂未成为跨行业的共同选择。但是，随着城市向智慧化转型，未来的工作制度、生产流程与结构、办公工具、办公空间设计等都将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同步也将带来全新的机遇。理解办公模式的进化趋势，积极推进应用层面、制度层面的探索，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大解放和发展，或许才是我们当下最应该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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